贫穷的诗意
文/彭锋
艺术界的风格总是在不断轮换。如果说19世纪的艺术是美的、雅的、精致的，二十世纪的艺术就是丑的、俗的、粗糙的。波普艺术和贫穷艺术，毫不掩饰自己对粗俗的追求。粗俗不仅拓展了趣味的范围，而且具有强调的反叛精神，尤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布尔乔亚式的情趣。
然而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，波普和贫穷都因为失去了批判的对象而成为无的放矢。当丑的、俗的、粗糙的成为艺术界的“政治正确”之后，与之相对的美的、雅的、精致的就体现出了叛逆精神。因此，今天出现的“美的回归”不应该被理解为对正统趣味的维持，而是对“政治正确”的嘲讽。
就像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一样，经历了“美的滥用”之后，就再也无法有正真的“美的回归”。21世纪的艺术不可能像19世纪的艺术那样回到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圈子里，艺术不仅是对技巧的锤炼，对社会的关注、对问题的思考、对观念的选择，已经成为今天艺术家必做的功课。或许真的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，艺术的发展经历了螺旋式的上升。今天的艺术在克服波普和贫穷的同时，也消化了波普和贫穷。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，就是“扬弃”。
蒋宛霖的艺术就体现了这种“扬弃”。在学生阶段专注国画的经历，让宛霖对雅的趣味有根深蒂固的记忆。借用王国维的术语来说，中国艺术追求的既不是优美，也不是崇高，而是古雅。古雅是“形式美之形式美”，是第二形式。具体说来，表现为书卷气以及逸的品格和淡的境界。这种趣味与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和社会性格格不入。学生生涯结束之后，宛霖没有沉醉在古雅的趣味之中，而是决意做一位当代艺术家，走向社会，发现问题，思考生活。出于女性的本能和幼年的独特经验，宛霖对牛仔服情有独钟。她看到了牛仔服所体现的叛逆精神和贫穷趣味。但是，她没有像贫穷艺术家那样直接展示现成品，而是将它们塑造成为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山水。贫穷与诗意，一个源于西方，一个源于东方，一个存在当代，一个存在古代，它们在宛霖的作品中居然能够携起手来。宛霖的作品包含了强烈的冲突与戏剧性的和解，或许这正是她内心状态和周遭世界的写照。
